自然法就是理性，理性就是自然法。这是人类自我保存的基本能力。换句话说，当人失去了理性时，人实质上就失去了自我保存的能力。这样的人显然是危险的，更不要说维护自己的权力。
自然法有两个基本义务：每一个人都有义务保存自己，每一个人都有义务保存人类（他人）。这两个义务不能对立而应该统一。一旦出现对立，个体把保存自己的义务与保存群体的义务对立起来，人就把自我放在了非理性的战争状态，人的行为就等于是自杀。
理性指引我们选择非自私的节制义务，以使我们在群体生活中选择较低的成本来实现和谐的共同生活。比如，当个别业主不私搭乱建，放弃自己的私利自觉加强自律时，获利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体；当现实中司法权威缺失时，如果我们都自觉的按理性生活，把保存自己和保存整体的利益统一起来，我们共同生活的成本就会降低，生活品质就会提高。这样，正义就通过每个人的理性判断与行动变成了现实。换言之，社会的不正义是人的非理性造成的，这种非理性把保存自己的利益和整体的利益对立起来，违反了自然法，也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活的成本，伤害所有人的利益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：在社区，一个人违反公约，侵害公共利益其实质是因为这个人的非理性造成的。他的没有节制的行为破坏了他赖以生存的环境，也破坏了大家的生存环境，最后殃及的也包括他自己。如果民众普遍的理性缺失加上行政、司法不作为，就可能导致人的非理性泛滥成灾，道德沦丧，使群体付出巨大代价。
自然法，也就是理性与自我保存间有深刻的共生、互动关系。自毁、自杀、非理性就是违法自然法。当业主不知道什么是“自然法”，什么是理性时，业主就不知道什么是自我保护。而不知道作我保护的人如何维权呢？这显然是违反人的本性，违反常识的。
“自然法的基础是那根植于每个人心中的最强烈的欲望。自我保存的欲望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；（上帝和自然决不会允许一个人自暴自弃，以致忽略了他自己的保存）”（同上第556页）自然法以和平和保存自己为目的。显然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西方人的“自我保护”的最低标准和中国人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。西方人的自我保护指财产和人的尊严及基本权力的保护，而中国人的自我保护一般指生存。这种差异造成了中西文明价值观的根本不同，尽管我们用同样的字眼。
这样的差异也造成了公民与私民（臣民）区别。西方人的自然法，理性的最低标准是把自我保护和保护公共利益统一起来，从而形成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；而中国人的自然法和理性则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对立起来，导致混乱和集权文化彼此循环。因此，表面看我们可能说的是同一件事，用的是同样的词，但结论可能是完全不同的。
在西方人看来的自毁和非理性，在中国人看来，可能是理性的，是“占便宜”。（比如私搭乱建和不交物业费等）。
我们业主的观念急需从原始的、感性的、非理性的，违反自然法的状态提高到至少西方17世纪的“理性、文明”的水准。
